清道光年间（1821-1850），天津艺人发明了贴砖技术，为加深砖雕的层次，在砖面上再加上一小块砖的做法，使画面的空间加大，层次分明。到了光绪年间，刻砖艺人刘凤鸣发展了这一技艺，在一块砖上加贴多块小砖，使得画面的凹凸多、起伏大、变化大。工匠艺人将圆雕、浮雕、镶雕、贴雕、线刻等技法共用，高低起伏，构图丰满。东门内大街头仓廒街50号和西门内大街99号的刻砖艺术，均体现了这些艺术。50号居民住宅照壁左侧局部花边图案采用了博古为单独模样组成花纹图案的砖雕。博古器物在装饰上简称博古，是绘图古器物或模仿古代款式的各种器物造型，该建筑在照壁顶部方探头刻制了一对对称的财神手捧聚宝盆、摇钱树砖雕、，借用了天津剪纸常用的体裁。西门内大街99号照壁顶部方探头刻制了一对《和圣和合圣二仙》。和合原是古代传说中两神仙名即手持荷花的和圣与手持圆盒的合圣。在中国习俗上，把他们视为和美协调的象征。这两座照壁一东一西既统一相似又别具特色。海张五住宅侧过门额坊砖雕，右侧第一块玉砖为《六合同春》。刻砖图案象征长生不老的鹿、鹤、，同六合谐音（中国古代所指六合为天、地、东、西、南、北），并与桐树一起组成一幅寓意普天之下太平盛世的吉祥雅化图案。坐落在老城南门内大街的广东会馆砖雕别具特色。该馆正厅山墙之上的《菱形牡丹》采用刻砖蔓草做底层砖雕，由于蔓草的草滋长延伸不断，人们寄予它有茂盛、长久的吉祥寓意。蔓草花纹在隋唐时期最为流行，成为一种富有特色的装饰纹样，后人称它为唐草。就在这层砖雕的上面加贴上5朵人头大小的立体牡丹，其雕刻的花瓣层次分明，流畅怒放。《菱形牡丹》砖雕的下方是大型的《正龙戏火珠》砖雕。它先用六角边的蔓草与牡丹花装饰成花边纹样，与上方的《菱形牡丹》协调统一，形成牡丹、正龙连相呼应，成为一组山墙上的巨型砖雕图案。在此基础上，中间底层刻有祥云，伴随着正龙。正龙形成形，龙爪矫健，龙身在行云、云片、团云之中，龙头、龙眼、龙眉、龙嘴、龙须、龙角雕刻得栩栩如生。天津的刻砖以前只是瓦工兼做的细活，并未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清道光以后，天津砖雕形成一支专业队伍，发展成为相对独立于建筑业的行业。这个行业的带头人就是回族艺人马顺清。他的刻砖作品气势雄浑，刀法细腻。他独创的堆贴法加大画面空间，远、中、近景层次分明，提高了刻砖的艺术魁力，确定了天津刻砖的独特风格。著名的刻砖刘（刘凤鸣）是这个行业的最后一位杰出艺人。刘凤鸣（1889一1978年）是马顺清的外孙，他继承外祖父和舅父马少清的技艺，发展了马氏的堆贴法，创作了很多精美的砖刻艺术品和建筑工艺品。如《九狮图》、《龙凤图》、《水浒》，以及表现现实生活的《渔家乐》、《丰收》等。特别是《三国演义》，拼刻在7块砖上，幅长一丈左右，精刻的众多人物形象生动逼真，背景是茂密丛林、巍峨城堡、汹涌江河，烘托出战斗的气氛，令人惊叹。城里砖雕天津设卫筑城后，一些富豪商贾，陆续在城厢定居。他们在营建住宅上不惜重金，从庭院到门罩，从厅堂到天井，在大门、照壁、屋脊、烟囱、梁柱、柱础、挑檐、隔扇、揣窗、窗栏等建筑构件上，都加以各式各样的精雕细刻，有的施重彩、描真金。
